一九四八年二月之前，我相信基督教还很合共产党人的口味。
他们很喜欢听我给他们阐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宣传对这个被蠹虫蛀空了的世界的不满，这个世界正在由于它的物欲和战争的重压而坍塌；他们也喜欢听我揭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
当时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各阶层——包括信徒的支持。
然而二月一过，情况就变了。
我仗着助教的身份，替一些可能被开除出学校的学生辩护，他们受累于父母的政治观点。
我反对的结果便是和校方产生冲突。
于是有些人就提出，一个宗教信念如此鲜明的人不配来教育社会主义青年。
眼看我自身难保了。
我记得正在这个时候，学生路德维克·扬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出来为我说话。
他认为如果忘记了我在二月革命前夕为党所做的工作，那纯粹是过河拆桥。
当有人对我的基督教信仰表示不满时，他反驳说这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我还年轻，将来一定会有所超越。
我去找他，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
不过也对他说我不想欺骗他，我仍要再次提醒他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别指望我的信仰还会“超越”
。
于是展开了一场舌战，辩论上帝是否存在，死亡和永恒的问题，笛卡儿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斯宾诺莎究竟是否唯物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我们彼此无法一致。
最后我问路德维克他是否因为曾经支持过我而觉得后悔，因为我现在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了。
他对我说我的宗教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归根到底不关别人什么事。
后来我在系里没有机会见到他。
而我们的命运却又是如此相近。
在我们那次谈话以后三个月，扬就被清除出党，清除出系。
六个月后，轮到我离开大学。
我算是被开除的吗？是被迫一走了事吗？我说不清。
反正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我，反对我的信念；反正有些同事的意思是要我公开作一个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声明才好；反正当时在我的课上经常有一些反对我信仰的学生党员起来攻击我。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要我走的气息，但在当时系里的党员中也始终有不少朋友，仍对我保持友谊，器重我在二月革命前的立场，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也许我当时多做一件事就好了：为我自己辩护。
如果那样我肯定会争取很多人。
只不过，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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