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队又过了几所房子，少数几个爱看热闹的行人（包括我们）也跟着走了几家，而我们又聊起新的话题：波洛佐娃小姐从泽马内克又扯到自己，大谈她如何喜欢搭顺风车。
她一提再提（有些做作），使我觉得这就是她那一代人的宣言。
完全随着一代人心态的大流（随这一个群体的自傲），向来是我所不屑的。
波洛佐娃小姐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想法（我听过已不下五十次），说人可以分为愿意让人搭顺风车者（富有冒险意味的人）和不肯让人搭车者（缺乏人情味而畏惧生活的人），我戏谑地把她叫做“搭车的教条主义者”
。
她冷冷地回答我说，她既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修正主义者；既不是宗派分子，也不是机会主义分子，她说所有这些字眼都是我们这些人专用的，也是由我们发明的，只能用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些字眼跟他们毫不相干。
“对，”
泽马内克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幸好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用的词也不一样，谢天谢地。
我们的成就并不使他们感兴趣，我们的缺点也一样。
说起来你不会相信，可是这些年轻人在入学考试的时候，连什么是审查都不懂，对他们说来斯大林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你要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十年前发生的那些布拉格政治事件。”
“坏就坏在这儿。”
我说。
“可实际上这并不证明他们懂得多还是少。
不过这样对他们倒也是个解脱。
他们和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整个儿就不肯接受我们这一套。”
“一种盲目代替另一种盲目。”
“我倒并不这么看。
我欣赏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不同。
他们对自身看得很重，而我们以前却对自身是忽视的；他们爱到处闯荡，我们却束身自爱；他们乐于冒险，我们却把时间浪费在开会上；他们喜欢爵士乐，我们一直照搬民间艺术而并无成就；他们忙着自顾自，我们当时想拯救世界。
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的救世观差一点把世界毁了。
说不定有了他们的利己主义，他们倒能把世界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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