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在伊莎贝拉桥附近找了一套房子，把我和伊玛的大部分东西都搬到了那里。
我记得，我们出发时，火车刚刚离开那不勒斯，我女儿坐在我对面，她看起来有些忧伤，好像第一次为离开那不勒斯感到难过。
我非常疲惫，因为那几个月我一直都来来回回地忙碌，准备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很疲惫，因为那些我做的事情，也因为那些忘记做的事情。
我坐在座位上，从窗口看着那不勒斯的城郊，还有渐渐远去的维苏威火山。
就在那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就像一个浮子忽然冒出水面，我确信莉拉在写那不勒斯时，一定会写蒂娜，正是因为包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她写的东西一定会不同寻常。
产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很难把它抹去。
在都灵的那些年，我在那家规模很小，但很有前途的出版社做主编，我觉得自己备受青睐时，说起来我那时候要比十几年前我眼里的阿黛尔更强大，我的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希望，一种祝愿。
我很希望莉拉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会对我说：“我有一部手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些随想，总之有一些东西，我想让你看看，想让你帮我改改。”
我肯定会马上读一遍，我会过一道手，让它读起来能被人接受，也可能我会一段一段地重写。
尽管莉拉的思想非常活跃，记忆力惊人，她一辈子都在看书，有时候她会跟我说，有时候她会瞒着我，但她的根基不够，她没有任何小说家的技能。
我很担心她会把那些漂亮的段落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放到错误的地方。
那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写一些乏味的故事，一些人云亦云的话，相反，我很确信她会写出一些高水准的文字。
有一段时间，我很难做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出版计划，我最后甚至想到去审问里诺——他经常出现在我家里，他不打电话就会来，说他来打个招呼，但一住就是几个星期。
我问他：“你母亲还写东西吗？你从来都没看看她在写什么吗？”
但他说：“是的，还在写，但我不记得了，那都是她的事，我不知道。”
我再三问他。
我想象着在出版书目里加入她写的那本书，我会极力推广它，自己也能沾点光。
有时候我给莉拉打电话问她的近况，我不会直截了当而是小心翼翼地问她：“你对那不勒斯的兴趣还有吗？你还一直在记笔记吗？”
她很机械地回答：“什么兴趣？什么笔记？我是一个像梅丽娜一样的老疯子，你还记得梅丽娜吗？谁知道她还活着没有。”
我就只好放过这个问题，谈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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