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一支身穿浅蓝色粗布便衣、男女混杂的小队伍，走在从阜平到延安、山水相连、风沙不断、漫长的路上。
这是由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师生组成的队伍。
我是国文教师，哲生是一个男生，看来比我小十来岁。
哲生个子很高，脸很白。
他不好说话，我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说笑，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谈过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籍贯、学历，甚至也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我身体弱，行前把棉被拆成夹被，书包也换成很小的，单层布的。
但我“掠夺”
了田间的一件日军皮大衣，以为到了延安，如果棉被得不到补充，它就能在夜晚压风，白天御寒。
路远无轻载。
我每天抱着它走路，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这时，就会有一个青年走上来，从我手里把大衣接过去，又回到他的队伍位置，一同前进。
他身上背的东西，已经不少，除去个人的装备，男生还要分背一些布匹和粮食。
到了宿营地，他才笑一笑，把皮大衣交给我。
在行军路上，有时我回头望望，哲生总是沉默地走着，昂着头，步子大而有力。
到了延安，我们就分散了。
我在鲁艺，他好像去了自然科学院。
我不记得向他表示过谢意，那时，好像没有这些客套。
不久，在一场水灾中，大衣被冲到延河里去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记着哲生。
见到当时的熟人，就打听他。
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里去了呢？有时也想：难道他牺牲了吗？早逝了吗？（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九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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