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中国农村诚然是悲惨的,超经济的剥削,灭绝人性的压迫,这样的作品当然应有人写,而且这是应该表现的主要方面,但不一定每篇作品都只能是这样,而且各地情况不同。
沈先生美化的不是悲惨的农村,美化的是人,是明慧天真的翠翠,是既是业主也是水手的大老、二老,是老爷爷、杨马兵。
美化这些人有什么不好?沈先生写农村的小说,大都是一些抒情诗,但绝不是使人忘记现实的田园牧歌。
他自己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素,但是不知道朴素文字后面隐伏的悲痛。
他的《长河》写得很优美,但是他是怕读者对残酷的现实受不了,才故意做出牧歌的谐趣。
他的小说的悲痛感情是含蓄的,潜在的,但是散文如《湘西》、《湘行散记》,就是明明白白的大声的控诉了。
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
他把这个思想特别体现在一系列农村少女的形象里。
他笔下的农村女孩子总是那样健康,那样纯真,那样聪明,那样美。
他以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他的民族品德重造思想也许有点迂。
但是,我们要建造精神文明,总得有个来源。
如果抛弃传统的美德,从哪里去寻找精神文明的根系和土壤?沈先生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忧伤,但是他并不悲观,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他的作品里没有荒谬感和失落感。
他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中国人,是充满感情的。
假如用一句话对沈先生加以概括,我以为他是一个极其真诚的爱国主义作家。
沈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
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
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
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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