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
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
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
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
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
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
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
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
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
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
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
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
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
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
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
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
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
惟初版后未再付印。
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
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附识：
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
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
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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