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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二月之前,我相信基督教还很合共产党人的口味。他们很喜欢听我给他们阐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宣传对这个被蠹虫蛀空了的世界的不满,这个世界正在由于它的物欲和战争的重压而坍塌;他们也喜欢听我揭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当时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各阶层——包括信徒的支持。然而二月一过,情况就变了。我仗着助教的身份,替一些可能被开除出学校的学生辩护,他们受累于父母的政治观点。我反对的结果便是和校方产生冲突。于是有些人就提出,一个宗教信念如此鲜明的人不配来教育社会主义青年。眼看我自身难保了。我记得正在这个时候,学生路德维克·扬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出来为我说话。他认为如果忘记了我在二月革命前夕为党所做的工作,那纯粹是过河拆桥。当有人对我的基督教信仰表示不满时,他反驳说这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我还年轻,将来一定会有所超越。
我去找他,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不过也对他说我不想欺骗他,我仍要再次提醒他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别指望我的信仰还会“超越”。于是展开了一场舌战,辩论上帝是否存在,死亡和永恒的问题,笛卡儿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斯宾诺莎究竟是否唯物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们彼此无法一致。最后我问路德维克他是否因为曾经支持过我而觉得后悔,因为我现在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了。他对我说我的宗教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归根到底不关别人什么事。
后来我在系里没有机会见到他。而我们的命运却又是如此相近。在我们那次谈话以后三个月,扬就被清除出党,清除出系。六个月后,轮到我离开大学。我算是被开除的吗?是被迫一走了事吗?我说不清。反正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我,反对我的信念;反正有些同事的意思是要我公开作一个具有无神论色彩的声明才好;反正当时在我的课上经常有一些反对我信仰的学生党员起来攻击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要我走的气息,但在当时系里的党员中也始终有不少朋友,仍对我保持友谊,器重我在二月革命前的立场,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也许我当时多做一件事就好了:为我自己辩护。如果那样我肯定会争取很多人。只不过,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玩笑米兰昆德拉》第六部 考茨卡 3(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