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
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
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
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
93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
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
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
“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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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
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
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负责校务的蒋梦麟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以致蒋梦麟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两人是功狗。
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年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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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
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
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96正是有一批教授和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观念,即使在专制统治的淫威下,还是出现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净土。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
蒋介石提出要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
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
他说可以兼着。
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
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
97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
这件事也体现了他们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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