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时有一种迷信认为，医生在把它们的营生器具带到各处的同时，也带去了疾病。
这种迷思直到几个世纪后的孟德斯鸠时代，才被扭转过来。
并不是医生带来了疾病，而是疾病造就了医生。
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医生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巴黎备受追捧和推崇的治疗方法，在伊斯坦布尔就不一定有效。
在奥斯陆疗效显著的药物到了马赛或布达佩斯或许并不一定能起作用。
在伦敦能妙手回春，治愈千万病患的医生，到了被命运抛弃的巴格达，也会束手无策。
人生病或痊愈，不仅仅取决于体质和习惯，水土环境因素也很重要。
赫尔辛基的腹泻，到了喀土穆就成了抽搐，抽筋在布达佩斯用氨基比林就能治愈，而在中国，中国人不管用多少氨基比林都只能望洋兴叹。
佩斯人只要服用半克奎宁，苏门答腊人却要服用一咖啡勺才行。
人生病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
下次你要责怪医生时，请先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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