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跟欧亚国的这位女记者搭话。
之所以没有，首先因为她是外国人，这意味着直到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她都是敌人。
另外，这个玛丽奥或玛格达列娜看上去就像一只鹦鹉，打扮得花里胡哨，言行举止毫无品位。
她跟那些缠着编辑部的女人没什么两样（当时那些好色的婊子，之所以去栗树咖啡馆，是为了嗅嗅那儿的气味，是冲着那儿的男人去的，她们恨不得把他们全部脱光，只为得到一块带着体味的布片）。
而那些男人——严肃的赛麦，聪明的维特斯，特别是史密斯——也想赤身裸体地看看这个长相挺俗、身材一般的女人，仅仅因为她是外国人!
大洋国与世隔绝了几十年，自新的核心党内阁执政后，这种闭关自守的状况——在适当的范围内——有所重要解。
这种病态的好奇与渴望也情有可原，就连不少诚实正直、头脑清晰的人也丧失了理智。
在《时代》文学副刊和俱乐部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陌生女人，后来我也为史密斯高兴，他能跟这个女人独自留下。
我不知道他俩之间是否发生了什么，不过，要是史密斯放过了那次机会，我会感到非常意外。
我之所以三次都没去咖啡馆跟女记者交谈，是因为我无法检査地将写的，是否真是我说的。
史密斯应该知道这一点，但是男人的虛荣心无边无际!当时我的态度非常坚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自己的祖国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向外国人抱怨。
尤其是在当时，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在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能讲，只需找到合适的方式。
后来，她跟史密斯的谈话真的在境外发表了。
后来，粟树咖啡馆的跑堂领班在温斯顿案里出庭作证，据说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史密斯要求法庭搞来文章的原文，法庭出人意料地——仿佛已在另外的年代——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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